印度十年利用亚投行贷款项目未能落地,面对新银行寻求同样策略却遭拒
印度在过去的十年中,将亚投行视为一个随意提款的途径,借贷数十亿的项目如今几乎全部停滞或烂尾。近期,上合组织银行刚刚开始谈判,印度又试图插足,但这次各方不再对其采取宽容态度。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以来,多边开发银行的体系运作了超过八十年,其核心逻辑相对简单:各国成员按照经济规模缴纳资本,并依据其比例分配投票权,贷款审批则遵循一套技术标准。在理论上,出资较多的国家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而开发中成员获得更多借款机会,这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平衡机制。诸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及非洲开发银行均依循此法。该体系之所以能够持续运作,主要依赖于一种微妙的默契:借款人可以获得资金,但必须向项目交代,尽管项目可能会出现延误或超支,最终也要有成果落地。若连这一基本要求都无法实现,这个机构的信用将会受到威胁,而信用是多边银行最为珍贵的资产。
2015年12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北京正式成立,这是中国首次主导创建多边开发银行,当时便吸引了包括英国、德国和法国等57个意向创始国的参与。国际舆论的关注点集中于这家新银行是否会挑战世界银行与亚开行的地位,以及其治理标准是否达到国际水平。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一个更为实际的问题:贷款发放后,项目能否顺利建设。十年后对于最大借款国印度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乐观。印度在亚投行的借款总额超过40亿美元,涉及交通、能源、供水和城市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如今这些项目的现状几乎都没有形成可以使用的资产。
许多项目在开工前便被撤回,有些则是在建设了一半后停工,换届后的新政府不再认可之前的项目,而某些项目的环评则卡了好几年仍未动工。还有一部分项目被标记为“不可核实”,尽管在亚投行官网上被称为正在执行,实地却几乎没有进展。这并不只是某个部门的失职或一届政府的错误,而是一种制度化的、可预见的失败模式。印度并非不懂基建,而是借用别国的资金为其疲软的执行力买单,这种情况已持续十年之久。这种模式的雏形早在亚投行成立前就已存在,印度向世界银行及亚洲开发银行贷款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上世纪50年代,累计借款已超过千亿美元。
世行和亚开行在印度的项目均存在严格的监督机制,世行设有独立评估局,亚开行则有项目完成报告制度,所有贷款结束后需出具详细的评估文件。项目的延误、成本超支和收益未达标都被记录在案。尽管印度在这些项目中也存在大量问题,但至少有记录、有评估、还有后续改进措施。而亚投行尚未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印度因此发现了监管的真空,将借款风险转嫁至这个年轻的多边机构。
这一风险转嫁的典型是阿马拉瓦蒂新城项目。2014年,安得拉邦决定建设新的首府城市,选址克里希纳河的一片农业用地,项目规划面积达217平方公里,目标人口为350万。项目自始至终争议不断,大量农民拒绝出售土地,环评报告多次被驳回,国际专家对水资源的可持续性提出严厉质疑。亚投行与世界银行均批准了贷款,前者2亿美元,后者3亿美元。然而2019年,安得拉邦政权更迭,新政府以政策方向改变为由,终止了该项目。世界银行迅速撤资,亚投行的贷款也随之被冻结。截至2023年,这片土地上仅建成一条六车道水泥路,两旁是一片荒草,五亿美元的公共资金换来一条路。
除了个别项目的烂尾,印度在亚投行的整体项目组合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例如,安得拉邦供水项目原计划覆盖50个城镇,实际启动的只有17个,而在这17个中至少有7个因地方配套资金不足而停工。特伦甘纳邦电力项目的建设周期也超出了计划的两倍,成本超支28%,最终只覆盖了原定区域的三分之一。此外,中央邦的农村道路项目获贷1.2亿美元,计划修建或升级1500公里农村公路,但到2024年底,完成的里程不足400公里。
这些项目有一个共同特征:贷款提取进度滞后,延期申请却非常顺利。亚投行几乎从不拒绝印度的延期申请,进一步加固了印度的行为模式:反正可以延期,何必着急。贷款提取滞后听起来似乎是技术细节,实则至关重要。多边银行放款并非一次性,而是根据工程进度分阶段拨付。若项目未动工,资金便无法提取。长年累月,印度在亚投行的贷款提取率徘徊在30%至40%之间,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贷款承诺实际上静静躺在账上,没有进入正常的经济循环。这从银行资金利用效率来看,意味着巨大的资源闲置,但对借款方来说,这成了一种廉价的金融期权,仅需支付极低的前端费用,便可以将数十亿美元的信用额度锁定在手。
亚运会上中国U23男足备战紧锣密鼓,力争再创佳绩
每一场篮球比赛,都是对自己身体与心理素质的双重挑战!...